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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找产业支点——新中国茶叶经济管理政策嬗变
作者: 发布时间:2009-08-19  访问量:
    引子:放开与收拢

  1949年11月23日,新中国建立了第一家中央级专业公司——中国茶叶公司。这是一家高规格、副部级的国有专业公司,由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吴觉农兼任公司总经理。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背景下,公司集全国茶叶行政管理和生产流通于一身,既是行政机构,又是生产和商业机构,亦官亦商,成为全国茶人的神经中枢。
  60年过去了,中国茶叶公司早已淡出历史舞台。原中国茶业产销集团董事长于观亭说,“中国茶叶公司的职能逐渐被其他或官或商机构代替,如原农产品采购部茶叶局、原中国茶叶出口公司、原茶叶土产进出口公司、原商业部供销茶畜局、原土畜产进出口公司、原中国茶业产供销集团、原中土畜公司茶叶处等。伴随着中央政府的机构改革,这块业务也不断转化上级领导部门,在农业部、供销总社、前商业部、前经贸委、前外贸部、商务部和国资委等机构之间倏忽转换。60年的管理改革,是中国茶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。”
  茶叶的商贸和行政管理早已分家,半官半商的茶事中枢也荡然无存。业内公认,计划向市场的转变有两个重要标志,分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分田到户和1984年国发74号文件提出放开茶叶流通和出口,即是“一次会议和一个文件”。
  今年80多岁的高麟溢,建国前在党的隐蔽战线工作,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茶学系毕业,此后一直在农业部从事经济作物管理工作,见证了国家茶叶管理的改革。他说:“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潮流下,还潜藏着工农地位转变的时代背景——从‘农业支援工业’向‘工业反哺农业’转变。”
  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施云清认为,“从事无巨细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,到如今的放开、搞活,中国茶叶管理模式进步了不少。不过,现在看来,茶的管理改革还有不到位的地方,错误地理解为市场经济就是政府缺位、撒手不管,就是没有统筹管理。中国茶叶经济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,呼唤进一步改革,强化适合市场经济的管理新模式,以应对国内外茶叶经济发展的新要求,比如归并管理机构、协调管理政策等。”
  60年来,管理政策不断调整,在收放之间摇摆、平衡,在茶园归属、外贸出口和内贸发展等方面,寻找着与茶产业经济力量的协调发展。

  “合-分-合”:茶园一波三折

  田地问题,历来是中国的大问题。几千年来,特别是田地的农民私有化制度确立以来,中国农村田地问题就既是经济问题,也是政治问题。新中国建国后,历史性地首次确立了土地的公有制,茶园也未能置身事外。合作社,是最初的公有制管理方式,实现了中国茶园历史上的首次“合一”。
 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,合作社是公有茶园管理模式的主流。三中全会后确定了分田到户的改革政策,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激发了茶农的积极性,促进了茶叶的生产。以此为标志,中国茶园管理从“合”又走到了“分”。
  然而,正如以后历史所展示的那样,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,分园到户后的茶园与庞大的市场出现了衔接代沟。小农经济与大市场如何对接,成为横亘在茶园发展面前的重大问题。
  2006年10月31日,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。自此,越来越多的茶叶合作社在全国复兴。只是,这是一种与此前不同的新型合作社。
  现在,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与公司法人合作的新阶段。通过订单生产,合作社与茶叶生产企业成为利益联合体,并得到了不少地方政府的支持。然而,北京社会资源研究所吴晨认为,“这种企业加合作社的方式,容易漠视茶农的利益,从长期来看削弱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。政府需要尽快拿出可行方案,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茶农。”
  另一方面,新的法律赋予茶农茶园承包权的转租权。通过转租市场,企业容易实现规模化经营,这是与合作社差异悬殊的发展思路。
  从“分”再返“合”的过程,目前依然在进行中。无论最后哪种方式占据主流地位,中国茶叶从分到合的势态,已经不可逆转。
  吴晨认为,“正确处理茶农与茶企的关系,在今后一段时间内,都是中国茶叶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,以后的政策调控要特别关注。”

  “名茶”新生

  中国历史名茶数量庞大,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茶人总免不了一番感慨,“做了一辈子茶,还是认不清所有的名茶”。然而,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中国却不见名茶踪影。
  1959年,新中国组织了第一次名茶评选——全国“十大名茶”评选。此后,名茶评选越来越多,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,逐渐成为一种潮流。名茶评选,已经成为国内茶界的一道靓丽风景。
  施云清说,“名牌战略,是中国茶叶以后的价值依托,是提高产业效益的重要环节。现在名茶漫天飞,不过,这是发展的必要过程,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淘汰,名茶品种自然会降低下来,凸显出名牌中的名牌。”
  高麟溢说,“名茶评选,只是中国政府扶持茶叶品牌化战略的一部分,另一个重要的措施是重点区域支持战略。”
  20世纪70年代,我国正式提出建设100个五万担县,这是对茶叶区域品牌的首次大规模尝试。2009年,农业部公布《全国茶叶重点区域发展规划(2009-2015年)》——“扶持重点区域发展”这一思路,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不过,前后两种“重点”却有着明显的差别。
  某资深茶人说,“70年代提出重点发展,是为了补救产品匮乏,通过农资奖励等方式,鼓励茶农生产。在力量有限的情况下,就划了个重点区域。”
  “现时代的重点发展,目的主要是茶园集中,提高亩产效益,然后通过针对性补贴,降低市场成本,谨防茶粮争地。”高麟溢说,“现在茶叶经济发展态势良好,凡是稍微适宜种茶的地区,都想努力发展茶叶生产。但是,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并不富裕,18亿亩耕地的红线是管理部门必须时刻铭记的原则。”
  据悉,农业部主管部门曾经批评贵州茶园面积拓展太快,与粮争地,而贵州地方政府则反驳说,茶乡经济贫困,种植茶叶是很好的出路,“致富也有错?”
  高麟溢认为,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控,未来茶园将不断内迁到中西部的高山地区。在土质肥沃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中部发达地区,茶园面积将会越来越少。

  出口再唤“统一”

  出口向来是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,年产量的1/4-1/3都会用于出口。施云清说,“建国以来,直至20世纪90年代之前,中国茶叶出口一直实行统筹管理,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。出口放开以后,企业之间相互恶性竞争,造成市场混乱、质量信誉降低,出口量出现短暂回落。现在,中国茶叶出口价格太低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内部协调机制,中国需要探索茶叶出口的统一管理机制。我认为,建立出口拍卖制度,确定出口最低保护价,是一种良好选择。”
  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曾经多次尝试建立出口拍卖制度。在担任原中国茶业产销集团董事长的时候,于观亭曾经计划在上海启动出口拍卖制度建设。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,曾经在海南兴建一座庞大的楼群,希望将来用于茶叶出口拍卖。施云清说,“按照当初的筹划,中国茶叶出口公司为每个省级分公司都准备了2到3间办公室。”只因管理机制不顺,两次尝试都不了了之。
  “建立出口拍卖制度,必须确立一种强制机制,比如企业80%的出口量必须通过拍卖行。” 施云清认为,“中国绿茶在国际市场拥有强大的话语权,新制度可以先从绿茶着手。当然,这需要协调政策制定和管理机构。”
  2009年,中国工程院唯一的茶叶科学院士陈宗懋出席伦敦茶叶会议,探讨国际贸易农药残留标准。归国后,生产与贸易部门都认为,虽然出席会议的经费数额不大,但属于对方的业务范围,不在自己部门的报销序列内。最终,陈院士只有自掏腰包。旅费风波虽小,但是却折射了茶叶管理的老问题——茶叶出口缺少宏观协调。
  施云清认为,在面对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的情况下,强化出口协调显得尤其迫切。

  新“反哺时代”

  计划经济时代,特别是建国初期,茶叶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。高麟溢说,“多数茶叶要用于出口,因高档茶在国际市场卖不上高价,导致国内茶叶定价很低,严重削弱了农民种茶的积极性。据统计,如今全国闻名、富饶的铁观音之乡安溪县,当时茶叶和粮食产量都很少,是全国数得着的贫困县。”
  当时,一些历史名茶产区刻意回避自己“悠久”的茶历史,以防产茶重任下达到当地政府头上,影响地方经济发展。
  茶叶税收曾经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,为国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高麟溢说,“茶民上缴8%的农业税,茶厂上缴25%的工业税。如今,农业税取消了,茶厂税率也大幅下调。不仅如此,茶农和茶厂还可以享受多重形式的补贴,如茶园补贴、良种补贴、机械补贴等。”
  现在全球已经进入“补贴农业”时代,各个国家都在通过财政补助支援农业发展,印度和斯里兰卡等茶叶出口大国也对茶叶生产实施补贴。高麟溢说,“中国农业补贴,不仅仅是普通的补助,还是农业和工业关系的调整。由建国初期的农业支援工业,改变为工业反哺农业。茶产业补贴,正是工业反哺农业的一部分。”
  其实,做好反哺补贴并不简单。高麟溢认为,“茶园补贴需要加强监管。在具体管理中,主管官员很容易被欺骗,在层层划拨中,也容易滋生腐败。假如我是主管官员,即使亲身亲为去调研茶园面积,也不能真地测量每一块茶园。在上千亩茶园的数字面前,即使有浮夸、虚报的嫌疑,核查者只能望数兴叹。反哺时代的补贴,最好规避申报流程,结合市场力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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